來源：礦業天地
縱觀歷史，資本在全球的擴張往往是一個國家或民族正在崛起的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的 21 世紀，殖民和掠奪這種非正義的資本擴張模式早已被正義和良知所唾棄，取而代之的是在平等、公正、法治框架下建立起來的資本擴張新秩序，在新秩序的主導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都正在努力謀求各自的“資本地位”。而在新一輪的全球資本競爭中，“中國資本”也承載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和使命走出國門、邁向 全球。礦產資源作為一個國家的“工業血脈”之所在，自工業革命之初便成為各國資本爭相競奪的主要戰場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在“走出去”戰略和資源戰略的號召下，我國礦產企業紛紛赴海外上市、收購礦權、實施并購。盡管我們爭先恐后、樂此不疲地將大把的真金白銀投向海外的礦產資源市場，盡管企業的投資決策建立在大量科學系統的可研基礎上，盡管每一項的投資看上去都十分的合理、可行，但中國礦業聯合會的數據顯示，高達80%以上的投資失敗率卻是我們無法回避且令我們汗顏又尷尬的現實。筆者浸淫外經行業多年，閱遍業內同仁之成敗，親自主導實踐過成功的海外礦產資源投資項目案例，經反思、沉思、 慎思，總結出海外礦產資源投資的策略，現整理成文，且當拋磚引玉。對市場的判斷考驗著投資者的格局和視野。從資本輸出地的角度來看，投資目的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和政治格局，行業的準入門檻和相關法規，外匯及勞工等相關政策，乃至于宗教、商業習俗等人文生態，都決定了目的國的投資環境是否適合外國資本進入。 而從資本輸出的行業的角度看，礦產品價格“觸底反彈”的例子屢見不鮮，投資者的機會往往出現在礦產品價格的低位運行期，基于對市場運行趨勢的科學系統分析，回報也許會“遲到” 但絕對不會“缺席”，企業對于投資的回報不應該執拗于當期利潤，而應將利潤鎖定在預期，大膽“抄底”低位冷門市場，將投資的成本和風險降至最低。如此，投資者的終期收益往往是確定的甚至是“驚喜”的。不同于工程承包行業“短平快” 的特點，礦產投資類項目往往周期較長，企業要融入所在國的行業生態鏈，一定要選擇與當地企業開展合作，才能真正獲得“投資者”的身份認同，否則就有可能被視作破壞行業生態平衡的“入侵者”。一個優秀的合作伙伴，能使項目的實施事半功倍，企業應該遵循以下幾項標準對合作伙伴進行考察：一是必須是行業內的企業；二是有著強烈的合作意愿；三是具備一定實力和規模；四是具備一定的行業地位；五是道德風險較低，而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選擇一個好的合作伙伴，誠信比實力重要，對方必須是既可“信 賴”亦可“依賴”，既重“法理”又重“情理”的企業，能夠嚴守合同約定，堅守商業道德準則和職業操守，雙方才能構筑起精誠合作、互信互助、同心同德、互利共贏的長期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共同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市場和各種風險。而在商業模式的選擇上，尤其是與合作伙伴的合作模式選擇上，“放手” 比“擁有”更有利于項目的實施。因為收購礦權的投入較大，礦權搬不動、 帶不走，也拿不回，一有“風吹草動”， 將對海外資產的安全造成極大的風險。 企業應將投資重點從“主權”轉向“股 權”，通過投入設備、技術、基建、管理等方式占有資源的“股權”，一方以本國企業的身份在“臺前”運作，一方以項目綜合服務商的身份在“幕后” 運營，最大程度發揮雙方資本和專業優勢。對外投資涉及面十分廣泛，需要強有力的資金、政策等“后勤保障”，中國企業到海外實施礦產資源開發，除了自身的實力加努力，也離不開來自國家、政府方方面面的支持。在海外能源戰略的引導下，我國政府近年來一直在不斷地出臺并完善投資海外礦產的鼓勵政策，包括對外投資由核準制過渡至備案制的簡政放權措施、以避免對外投資企業雙重賦稅為目的的所得稅減免、饒讓（認可企業在海外所享受的免稅政策）等稅收優惠政策，鼓勵稀有稀缺礦產資源回運國內的運輸補貼制度，以及由中央財政出臺的風險勘探專項資金補助等。隨著當前國家“走出去”戰略的深化和“一 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非發展基金）、絲路基金等政策性金融機構以及各大商業銀行也紛紛為中國企業投資海外礦產 資源開放了融資渠道。企業應該抓住國家對外開放政策的升級和“一帶一路”的戰略機遇，將各類、各級的鼓勵政策吃透、研細，盡量爭取來自國家、政府、社會層面的大力支持，便能使得“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投資政策是一個國家投資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應該對投資意向國家的政策因素進行充分的考量，選擇有利于自身的政策環境。隨著近年來全球礦產投資的降溫，世界主要礦產大國紛紛改善礦產投資環境，以吸引投資者的進入。一是放寬外資準入條件，簡化審批手續，促進礦業投資便利化。如印尼、智利等國家下調投資額度限制，澳大利亞將西澳礦產開發項目的審批時間從 5 年減少到 2.5 年，使礦山項目投資成本直接下降了20% ~ 30%。二是實施優惠稅收政策，鼓勵礦山項目投資。如秘魯2015年將所得稅從 30% 降至28%，并承諾2017年、2019年分別下降至 27%、26%。贊比亞將地下開采礦產權利金 由9%降至6%，并對所有涉及礦產投資項目的設備、材料進口實施“零關稅” 政策。三是鼓勵礦產品深加工，推動工業化發展。東盟、非洲等地區越來越多的國家鼓勵外商企業將礦業開發同當地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園區建設、產業發展結合起來，延長礦業開發產業鏈條，促進資源就地加工轉化，或者直接通過“資源換基建”的方式創新投資方式，吸引投資者進入。投資海外礦產應該充分審視產業的“大格局”，打開整合各方力量的“大視野”，秉持實現與合作伙伴乃至競爭對手、目標客戶們的共贏、多贏的“大胸懷”。要充分整合產業鏈資源，打造相關行業、相近企業之間抗風險能力最強、利益最大化的產業聯合體。這種聯合體的構建，可以是產業鏈外部的聯合，也可以是產業鏈內部的聯合，可以選擇與本國企業聯合，也可以選擇與外國企業聯合。產業鏈外部的金融、物流企業，產業鏈內部的冶煉、加工、制造企業，都是礦產資源開發企業的聯合對象。如大型的跨國央企或集團化運營的民營企業，可以采取跨國并購的方式重構企 業價值鏈，將并購對象納入到本企業的海外生產經營網絡中，輔助企業主營業 務的實施，使其成為價值鏈上的高價節點；中小型國有企業或民營企業，可以在國內外的產業鏈上下游之間進行強強聯合，通過合資、合作等形式打造投融資—建設—開發—運營—銷售—運輸一體化的企業聯合體，靈活地玩轉于價值區間，謀求礦產品或制成品利潤的最大化。海外市場風險無數。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宗教、安全、管理等等，任何一個被忽視的小細節都可能是一個風險點，甚至于演變為影響企業生存發展的系統性風險。然而“風險守恒”是市場經濟的常識，企業既無法消除風險，也無法回避風險， 但是可以預測風險、評估風險、預防 風險。作為投資決策的參考依據之一，風險的可控程度應該是最重要的參考標準，所有的風險防范措施和防控預案都應該致力于將風險盡可能地掌握在可控制的范圍之內。而當風險超出可控范圍，企業的抗風險能力也確實無力將風險“拒之門外”的時候，便可通過中信保等保險機構提供的出口信用保險來構筑“最后一道防線”，即 便是風險失控，也能夠最大限度地保全企業的海外資產。無論是對外投資還是工程承包，安全隱患常伴企業左右。對此，企業 一方面要通過駐外使領館尋求投資目的國政府的安保支援，如有必要，可直接聘請專業化的安保公司為項目營地的人員和財產提供安保服務；另一方面，企業自身要加強安保措施投入和營地的安全管理、提高駐外人員的安全防范意識、建立完善的安保應急預案。礦產開發作為典型的高危行業，安全生產猶如懸在企業頭上的一把利劍，一旦發生生產過程中的群死群傷事故，將成為企業的“不可承受之重”，在一些安全生產管理嚴格的國家，一次涉及人員死亡的安全生產事故就可能使項目全面停擺，對項目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所以做好項目本身的安全生產管理是項目安保的重中之重。礦產資源開發項目的運營周期短則十幾年，長則幾十年，企業將一部分的生產經營活動移植到了國外，扎根于此、成長于此。一定程度上，中國投資的礦產企業也是屬地國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依法合規經營、照章納稅之外，與屬地各利益方維持長期友好的關系也是企業的重要工作之一。一是要積極履行社會責任，通過適量的資金捐助、小型基礎設施援建等方式造福社區，在當地民眾中樹立中國企業的良好形象；二是要致力于屬地社會經濟發展，通過屬地招聘以及培訓上崗，解決一部分當地民眾的就業問題；三是盡量為屬地本國礦產類企業提供技術和運營方面的專業支持，幫助其提升本國的產業發展水平；四是要做好項目的跨文化管理，主動地適應、融入屬地的文化環境，充分尊重屬地員工的宗教信仰、生活習俗，同時向他們傳播優秀的中華文化，營造相互尊重、和諧友好的雇傭關系；五是始終牢記作為一家外國企業的本分，不介入屬地國的政治，永遠保持中立立場。如此，企業不但可以收獲政府、行業、民間不同層面的認可，更成為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橋梁，為本企業甚至于其他的中國企業在項目屬地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說到底，效益是投資的導向之所在，一次投資行為，能為企業實現多少的經濟價值，能為企業提升多少品牌價值，這是投資者最注重的方面。而企業先天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決定了企業的效益不是一元而是多元，效益的概念所指當然也不僅僅是利潤和聲譽，而是經濟、社會、環境效益的全面實現和高度統一。 從大量的負面例子中我們可以總結出深刻的經驗教訓：中國企業開發他國的礦 產資源，一定要走綠色、友好、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將礦區的生態效益和社會 效益擺在和企業經濟效益同等重要的位置，只有保護好了當地的生態環境，確 保了開發地民眾現在的生活和以后的生活都不受開發行為的影響，爭取到政府 和民間的一致理解和支持的前提下，“可觀的效益”才能夠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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