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傳統產業的內涵與特征

從我國當前情況來看，傳統產業主要是指在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和重化工業階段發展起來的一批產業門類，在統計分類上多屬于第二產業中的原材料工業以及加工工業中的輕加工工業，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對國民經濟發展起過重大支持作用。

傳統產業主要具有四個特征：一是技術成熟性。一般以穩定成熟的傳統技術為主，主要以外延式擴大再生產，其產品往往需求彈性小，附加值較低，盈利能力處于一般水平。二是成長趨緩性。從長期來看，其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等指標將趨于下降。三是概念動態性。例如，紡織工業在工業化初期的初級階段是新興產業，而進入工業化中期后就演變為傳統產業。此外，有些傳統產業在吸收了新興技術后，也會轉化為新興產業。四是地域相對性。例如，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加工制造業、向新探明儲量地區轉移的采礦業等，在轉入地區都有可能是新興產業。

（二）產業轉型升級

在概念上，產業轉型通常被界定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國民經濟主要構成中，產業結構、產業規模、產業組織、產業技術裝備等發生顯著變動的狀態或過程，包括產業結構、組織和技術等多方面的轉型；產業升級則是指使產品附加值提高的生產要素改進、結構改變、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提高、產業鏈升級。但是，在實踐中產業轉型和產業升級經常交織在一起，很難進行區分。① 本文認為，產業轉型升級是以創新為基本驅動力，以適應競爭環境、提高經濟附加值水平和競爭力為目標，以技術、市場、管理、商業模式、企業形態、產業聯系等多維創新實踐為具體形態的產業演進和變遷過程，在宏觀層面表現為主導產業更替、增長動力轉換、從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換等結構性改變，在產業層面表現為技術水平、生產效率、管理能力、產品附加值等全面提升和躍進。 

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是市場主體基于外部環境和自身要素稟賦動態變化所選擇的戰略發展過程，其中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和作用，其發展動力主要由競爭壓力約束和倒逼、需求牽引與拉動、創新驅動和政府政策引導等構成。

（一）要素成本硬約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向型產業的高速增長。這種增長模式的實質是國際市場需求與國內低成本的勞動力、資源、環境等發展要素之間的一種低端對接，但也在客觀上把一大批產業鎖定在了全球垂直分工體系的底端，技術、市場甚至資源能源等對外形成了較強的依賴。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人口紅利逐漸縮小，勞動力供求關系發生轉折性變化，“民工荒”現象不斷蔓延，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普通勞動力工資呈持續上漲態勢，勞動力比較優勢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2003—2015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以下簡稱人均工資）從13969元提高到62029元，年均名義增長率為13.23%，實際增長率為10.21%。2015年，我國單位勞動產出提高至7318美元，但仍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87美元，大約相當于歐元區的10.7%、日本的9.6%、美國的7.4%。從礦產資源和能源上看，除煤炭、稀土等少量品種外，大部分礦產資源和能源需要依賴進口，導致企業生產成本不斷上升，且面臨較大不確定性。據國家發改委預測，到2020年，我國重要金屬和非金屬礦產資源可供儲量的保障程度，除稀土等資源為100%外，其余均大幅下降，其中鐵礦石為35%、銅為27.4%、鋁土礦為27.1%、鉛為33.7%、鋅為38.2%、金為8.1%。1993年開始，我國由石油凈出口國轉為凈進口國。2011年以來，石油對外依存度屢創新高，2015年首次突破60%，達到60.6%，2017年又升至67.4%。從生態環境看，高污染和高耗能的傳統產業不僅消耗大量資源和能源，而且帶來嚴重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環境問題，不斷侵蝕和降低生態環境的承載力，對人類健康和生命構成嚴重威脅。這些變化要求傳統產業必須摒棄以往那種以大量使用廉價勞動力和大量消耗資源能源為基礎的粗放型增長模式，依靠在市場、技術、產品、工藝、管理等多維度上的創新探索，實現以質量和效益為基礎的轉型發展。

（二）產能過剩倒逼

近30年來，我國出現過三次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第一次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起因于大規模重復建設，引起國民經濟過熱，紡織等行業大幅供過于求。第二次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由于一些地區盲目投資，500多種消費品和一半以上生產資料產品供過于求。第三次是從2008年第四季度至今，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國家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隨后鋼鐵、造船、太陽能光伏等行業出現產能過剩問題。從國內權威部門公布的數據看，2015年底我國粗鋼、煤炭、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船舶產能利用率分別為67.0%、64.9%、73.8%、68.0%和不足70%，明顯低于國際通行標準。②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我國產能過剩涉及的行業和領域，既包括鋼鐵、水泥等傳統行業，也包括多晶硅、風電設備等新興產業，呈現典型的“四高四低”特征，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與“低產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并存，加劇了土地、資源、環境的承載壓力。對陷入過度競爭泥潭的企業來說，產能過剩是一把雙刃劍，既能把企業推入絕境，也能倒逼企業激發最大潛力，也就是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管理水平，加快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以提高自己的生存和競爭能力。當然，發揮這種倒逼作用必須以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完善市場競爭優勝劣汰機制為前提。 

（三）內需升級拉動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隨著世界經濟的深度調整，內需逐漸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力量。據國家統計局核算，2008—2017年，內需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105.7%。其中，貢獻率最高的年份為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最為嚴重的2009年，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42.6%；貢獻率最低的年份為世界經濟回穩的2017年，貢獻率也達到90.9%。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8.8%，比2007年提高13.5個百分點，成為經濟穩定運行的“壓艙石”。2017年，我國居民消費恩格爾系數已降至29.3%，食物支出之外的穿住用行等物質型消費比例上升，消費升級勢能持續增強。據尼爾森公司的數據，2014—2017年我國消費品市場前30大類快消品溢價指數（Premium Price Index）持續爬升。從長遠看，消費升級對產業增長的主引擎推動作用將越發凸顯。其原因在于：一是我國人均耐用消費品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二是信息、醫療、養老、家政、旅游等服務型消費空間剛剛打開；三是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將進一步拓展消費空間。③ 內需的增長和高級化為長期以來被擠壓在世界垂直分工體系底端的中國工業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換軌”機遇，這就是在增長動力上擺脫對投資和國際低端市場的過度依賴，將聚焦點從國際市場上的成本競爭轉向國內市場上的差異化競爭，逐步淘汰市場衰退、需求量明顯下降的產品和技術，轉向市場需求增長較快、需求收入彈性較高、未來發展潛力較大的產品和領域。 

（四）創新驅動

高新技術具有高附加值、高關聯度、高滲透性等特點。從技術進步的角度看，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本身也是最新科技成果（如信息、生物、循環利用等）對已有技術路線、生產工藝和商業模式等的滲透、顛覆和改造過程。從第三次工業革命來看，科技創新不僅改造了制造業，還誕生了以互聯網、可再生性能源為融合導引的新興產業，通過促進物質產品與服務的融合，提供了全球經濟向互聯網、信息技術、“低碳”等新產業發展的產業升級機遇。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研發投入大國和第二大知識產出大國。2016年全社會研發支出占GDP比重達到2.08%；國際科技論文總量居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論文數和國際熱點論文數雙雙攀升至世界第三位，8個重要領域國際科技論文引用率排名第二位；發明專利申請量居世界第一位，有效發明專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位。重大科技創新成果不斷涌現，科技創新系統能力顯著提升，④科技創新加速突破應用，引領支撐新舊動能轉化。到2016年底，全國有4200余家眾創空間、3600余家科技企業孵化器和400余家企業加速器，服務創業團隊和初創企業近40萬家，帶動就業超過200萬人。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發展迅猛，有力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五）政府調控引導

1978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大特征就是政府對經濟的強干預。事實上，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已經內化為政府的一種職能，甚至是非常重要的職能。政府的產業政策、競爭政策、價格管制、財稅政策以及補貼計劃等都對產業轉型升級構成影響。概括起來，政府的作用可歸納為以下四方面：一是制定競爭政策（有利于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二是完善基礎性制度安排，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三是綜合運用貨幣、財稅等總量政策手段，使社會總供求達到基本平衡；四是制定產業政策，引導調控重點產業發展。2016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在市場體系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標志著之后的產業政策都要通過公平競爭審查，確認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后才能發布實施。2017年1月，中央確定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向，從頂層上明確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因此，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政府作用也面臨著轉型。轉型的方向就是把競爭政策放到基礎性地位，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而在市場失靈領域，政府利用產業政策進行有效的彌補。對大多屬于競爭性領域的傳統產業來說，轉型升級過程將在競爭環境、市場秩序和共性服務等方面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

黨的十八大以來，作為工業領域最大板塊的傳統產業，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展主線，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以技術改造、技術進步、技術創新為突破口，依靠創新驅動，加快新舊動能轉換，轉型升級取得長足進展。

（一）從依靠技術進步和自主創新轉向高值化發展

通過結構性調整和技術改造，提升企業技術能力，使發展重心轉向高附加值的產業領域或產業鏈環節，成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在轉型發展中，一大批企業借助設備更新改造，尤其是以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供應鏈管理為重點的技術改造，強化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建設，通過重新梳理戰略理念以及導入新技術、新工藝、新裝備和網絡技術，實現流程創新、產品創新和模式轉變，逐步以更多符合市場需要的高附加值產品來取代傳統的落后產品，變低端市場的“紅海”為中高端市場的“藍海”。此外，還有一些企業通過加大研發和設計投入、建設自主銷售體系，使業務范圍從低端加工制造環節，向“微笑曲線”兩端高附加值的研發、設計、銷售及售后服務環節延伸拓展或實現全產業鏈發展。近年來，我國鐘表行業抓住內需市場消費升級的機遇，建立了一批具有國際水準的鐘表設計制造系統，圍繞新材料、新技術、新工藝加大研發力度，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產品，將“技術引進—消化吸收—自主創新—技術突破”的創新路線進行了良好的實踐。

（二）從依靠質量提升和標準建設轉向品牌化發展

品牌是一國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集中體現，提升質量、標準、品牌是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受市場競爭和消費升級的雙重作用，在政府的引導和支持下，傳統產業中全面質量管理和產品標準體系建設發展迅速，有力推動中高端消費品供給能力和供給品質的提升。2016年，我國空氣凈化器、電飯煲、智能馬桶蓋、智能手機、兒童紙尿褲等十類重點消費品總體抽查合格率為90.3%，同比提升5.2個百分點，5000余種產品實現內外銷“同線同標同質”。在兒童用品、服裝紡織、家用電器等12個領域，面向21個發達國家和地區、國際標準化組織、相關國際組織，在比對770余項技術法規和標準中的3800多項技術指標中，我國消費品安全標準中近八成的指標與國外保持一致水平，有部分指標技術水平甚至高于國外。截至2016年底，全國近萬家企業開展品牌培育試點，99家消費品企業入選亞洲品牌500強。一部分品牌型企業通過依靠生產外包、品牌授權、兼并重組或產業轉移，在更大空間范圍內整合產業和市場資源，使自主品牌進入國際市場，推動自主品牌從區域性品牌向全國性和國際性品牌躍升。

（三）從依靠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產業融合轉向服務化發展

近年來，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在中國高歌猛進，向各領域快速滲透融合，有力地推動了制造業的服務化轉型，催生了一批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服務型制造已成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向。制造企業不局限于研發、制造、銷售產品和提高簡單的售后服務，還向它的客戶提供越來越多的高附加值服務，如個性化定制、綜合解決方案提供、智能信息服務等。目前，工業設計、融資租賃、節能服務、信息技術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逐步壯大。工程機械、電力設備、風機制造等行業服務型制造業務快速發展，全生命周期管理、融資租賃等業務日益成為企業利潤的重要來源，部分企業服務業務收入超過總營業收入的50%。雖然我國制造業服務化轉型剛剛起步，服務化產出比重與世界領先水平還有一定的差距，但發展前景卻極為廣闊。

（四）從依靠組織形態調整和商業模式創新轉向平臺化發展

隨著互聯網的崛起，現代平臺經濟橫空出世，極大地顛覆了商業價值創造邏輯、企業戰略和競爭行為、企業組織模式、用戶角色、雇傭關系、社會管理模式，打破時空界限，迸發無盡活力，迅速從“經濟舞臺”的邊緣走向中心。1995—2015年間，全球互聯網平臺企業的市值從167億美元上升到2.56萬億美元。如果再加上140多家未上市、估值超過5000億美元的“獨角獸”企業，平臺企業的總市值超過3萬億美元，20年間的成長超過了180多倍。互聯網平臺正在成為國家競爭優勢的來源。依托強大的平臺企業，中國和美國走在了數字革命的前沿，在全球最大的111家互聯網平臺企業中，美國有49家，中國有55家；從市值來看，美國占比達到75.3%，中國則超過了18%。平臺化發展也已成為我國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向。例如，海爾集團啟動“企業平臺化、員工創客化、用戶個性化”戰略，從原來封閉的企業組織變成開放的平臺生態圈；格蘭仕通過“G+智慧家居戰略平臺”，致力搭建一個開放交互的統一平臺和共同發展的生態圈，幫助更多家電企業完成智能化改造和升級；美的與阿里巴巴合作，構建一個基于阿里云的物聯網開放平臺，實現家電產品的連接對話和遠程控制。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選擇加入各種平臺，依托平臺集聚的資源優勢和網絡效應來發展壯大自己。

（五）從依靠清潔生產和循環經濟轉向綠色化發展

綠色發展是構建高質量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的根本之策。2012—2016年，全國深入推進綠色制造發展，財政資金支持建設了225個重大綠色制造項目，建設以綠色標準、綠色工廠、綠色產品、綠色園區和綠色供應鏈為核心的綠色制造體系，帶動了一批重點行業，資源能源利用效率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傳統產業充分利用國家和地方節能減排、技術改造、綠色信貸等政策措施，加快推進綠色化改造，運用清潔生產方式和循環利用技術，通過產品設計、原材料選擇、設備工藝改革、生產過程管理和物料內部循環再利用等措施，使其生產過程盡可能節約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并減少廢物排放數量和毒性。例如，江蘇華爾潤集團作為一家大型民營玻璃生產企業，通過與國內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環保設備生產企業聯合進行技術攻關，先后對9條生產線進行余熱發電和脫硫除塵治理，提高了能源利用率，降低了廢氣污染物排放。2012—2016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累計下降約29.5%，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累計下降約26.6%。2017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單位增加值能耗又同比下降了4.6%。

（一）部分企業發展觀念和戰略思維滯后

產業轉型升級是企業作為市場主體自主選擇的自我發展過程。在微觀層面上，它主要是在眾多企業家的帶領下實現的。誠然，在此過程中企業或企業家“耐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制度與政策環境。但是，企業家以什么理念辦企業，以什么方式獲取利潤，決定了產業發展的方向［1］。傳統產業的技術、工藝、產品、市場都已成熟，思維易固化而不易改變，在不少行業，觀念落后、思維僵化的情況仍然存在。例如，有些企業認為支付專利費太過昂貴，先“偷偷用”著，等被發現了再說；有的企業家認為環保投入應當能少則少，環保工作僅僅就是為了應付政府的監管；不少企業仍對互聯網心存畏懼或是簡單地把互聯網當銷售渠道；還有大量的企業家熱衷于獲取短期利潤，難以潛心去做核心技術的積累，在脫實向虛的大浪中漸行漸遠。從本質上講，沒有真正落后的產業，只有落后的觀念、標準、技術和管理。

（二）共性技術供給不足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展開，創新載體從單個企業向跨領域多主體協同創新網絡轉變，以跨界、融合、協同的新型創新載體為核心的全球制造業創新生態系統正在形成。在中國，企業技術中心、企業研究院、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創新載體有力地促進了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但是產業共性技術支撐體系仍無法有效滿足轉型升級對共性技術的巨大需求。尤其是隨著原有各類研究院所紛紛改制為企業并直接參與市場經營之后，作為競爭前階段的、介于基礎研究和應用開發之間、具有準公共產品特性的產業共性技術的供給面臨市場失靈和組織失靈［2］。在傳統產業中，特別是中小企業集中的行業，因大部分企業自身研發能力薄弱，加上行業共性技術供給缺失，許多企業實施技術改造或者依靠購買設備和引進生產能力，或者不得不尋找研究機構合作研制設備，自己投入大量前期費用。共性技術供給不足對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羈絆日漸凸顯。

（三）高素質人才短缺

隨著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創新加快，企業生產一線的勞動力需求結構已經發生變化，需求重點從一般的操作工轉向高素質的技術工人和管理人員。從東南沿海地區看，技能型和管理型人才短缺對轉型升級已經構成明顯制約。例如，在汕頭，不少本土成長起來的企業選擇將總部遷走，落戶廣州、深圳或者珠三角其他城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汕頭沒有辦法招到合適的人才［3］。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調研，數控機床企業面臨高端人才匱乏的窘境，特別是企業急需的高端工程人員、生產管理人員和技術工人供應嚴重不足，有的企業花上百萬的年薪從國外聘請有實踐經驗的高級工程管理人員［4］。據國家統計局嘉興調查隊的數據，46.0%的企業反映“管理人才缺乏”是轉型升級中的主要困難，占比最高；而在企業規模和特殊分組中，大型企業和上市公司反映“管理人才缺乏”的占比均超過六成，分別為68.1%和68.2%。⑤ 傳統產業中大多數企業并不在一二線城市，所在城市對于高素質人才的吸引力較弱，人才缺乏與企業的轉型升級意愿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四）知識產權保護不夠

隨著我國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數量快速增加，各級法院受理審結的知識產權案件逐年提高。這一方面說明，我國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不斷完善，司法保護力度不斷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取得明顯成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夠強，知識產權保護能力不夠高。不少企業反映，企業要創新，投入巨大，歷時很長，但關鍵崗位人員跳槽后泄密，相關的取證、判決極為困難。“新產品易被仿冒”也是轉型升級企業普遍的困擾，企業投入大量資金研發出新產品后卻面臨著其他企業低成本抄襲、復制。產業轉型升級依靠創新驅動，而核心技術的獲取不僅需要研發投入，還要有足夠的產權保護。侵犯知識產權的違法成本太低，企業打假維權成本較高，必然嚴重挫傷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可以說，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全社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法律意識、商業機密意識也面臨著轉型升級的挑戰。

我國傳統產業在轉型發展中盡管遇到了一些困難和障礙，但仍具有相當的競爭優勢，不僅是人力資本、產業發展基礎和配套能力，更有規模巨大且聯系更趨緊密的內需市場。為此，要堅持問題導向，把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有機結合，改進制度安排，加強政策引導，盡快打開束縛產業轉型發展的各種枷鎖。

（一）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首先，不斷完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定期對清單事項進行合法性審核，清理已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事項。從審批體制、監管機制、社會信用體系和激勵懲戒機制等方面，落實相關配套制度。把更多監管資源投向加強對市場主體投資經營行為的事中事后監管。對未納入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的事項要及時廢止或修改設定依據。其次，建設服務型政府。政府要從“干預”轉向“服務”。通過健全對公務人員的考核監督機制，提高服務水平和專業化能力，把政府不該管的事轉給企業、市場、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再次，優化政府產業引導資金使用。政府資金應定位于引導和分擔風險的作用，激發企業創新的內生動力。通過引入社會資本與政府資金合作設立產業引導投資基金，以市場化方式開展投資。根據各地產業發展特點，研究制定對不同類型項目的最優支持方式，引入第三方機構對產業引導基金實施效果進行獨立評估，提高政府引導資金使用效率。

（二）減輕企業負擔，增強轉型發展能力

首先，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對符合條件的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實行增值稅“留抵退稅”，解決納稅人進項稅額占用資金問題。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特別是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稅收減免力度，繼續清理和降低各種涉企費用，進一步提高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適當降低企業在養老、醫療等方面的負擔比例，減輕企業的社會負擔。其次，降低企業創新成本。推進政府創新管理制度改革與規范，以“鼓勵創新和研發投入”為目標，簡化申報和審查流程，去除創新主體過度或不必要的負擔，兼顧創新主體的靈活性與政府的有效監管。再次，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適應互聯網環境下生產許可數字證書管理系統，加強不同區域之間的認證認可、檢驗檢測結果互認，降低獲取生產許可審批的交易成本。做好放管服改革涉及的相關政策協同，加強和完善不同部門之間的聯動機制。

（三）加大金融對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支持力度

一是提升金融供給質量。金融創新應立足于實體經濟，通過優化、完善金融機構內部創新機制和管理理念，將產品創新的系統性、技術性及合規性有效結合，建立科學的創新產品監測與后評價機制；通過精準解析客戶需求、創新融資產品和服務手段，構建有效的金融體系來降低隱性交易成本和風險，提高企業的融資效率；充分運用網絡信用體系，整合金融資源，創新網絡金融服務模式。二是提升對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水平。建立和完善中小微企業貸款風險補償機制，引導信貸投放向中小微企業傾斜；支持小額貸款公司開展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促進中小微企業與社會資本有效對接；推動銀行機構大力發展產業鏈融資、商業圈融資和企業群融資，開辦商業保理、金融租賃和定向信托等融資服務；引導規范中小微企業周轉資金池，為符合續貸要求、資金鏈緊張的小微企業提供優惠利率周轉資金。三是優化金融生態環境。創建政銀企對接合作平臺，完善重大產業、重大項目、重點企業的金融對接機制；定期向金融機構發布產業政策和行業動態，及時推薦優質重點企業和重點項目；深化政策性擔保體系改革，規范發展融資性擔保公司，發展多層次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立企業數據共建共享平臺，構建企業信用檔案，完善中小企業信用評價體系；加大對惡意逃廢債行為的打擊力度，對惡意逃廢債企業實施聯合懲戒。

（四）加大行業共性技術供給，奠定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技術基礎

一是加強論證和統籌規劃，做好頂層設計。編制關鍵共性技術目錄，建立行業關鍵共性技術項目計劃；加強行業關鍵共性技術布局，以利于集中資金、人才、設施等各類資源開展協同創新；要將應用技術作為主攻方向，堅持市場化主體運作以提高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二是加強產業共性技術創新組織建設。這類創新組織的主要任務是突破制約行業發展的共性和關鍵技術。促進行業新型通用技術的轉移擴散和首次商業化應用；開展行業前沿基礎性技術的研發與儲備；做好行業共性技術輸出和人才培養。三是在中小企業比較集中的區域，結合區域產業基礎和產業規劃以及產業集群的特點，由市場主導和政府引導相結合，搭建區域共性技術服務平臺，發展質量檢測、設計服務和市場信息等生產性服務業，提高產業集群的創新效率。

（五）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打破轉型升級的人才束縛

首先，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應用型大學。通過創新體制機制，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建立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職業教育辦學機制；根據產業轉型升級的發展特點，調整學科和專業設置，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大量適應生產一線需要的技能型勞動者。其次，根據勞動者不同就業階段特點，加強職業素質培養，開展就業技能培訓、崗位技能提升培訓、創業創新培訓，著力緩解就業結構性矛盾，引導企業結合生產經營和技術創新需要，制定技術工人培養規劃和培訓制度，鼓勵企業職工帶薪培訓，確保企業職工教育培訓資金落實到位，并向一線技術工人傾斜。再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對參加職業培訓的技術工人提供職業培訓補貼和職業技能鑒定補貼；發揮失業保險基金支持參保職工提升職業技能作用，為參保職工提供技能提升補貼；完善社會化職業技能培訓、考核、鑒定、認證體系，提高勞動者職業技能和崗位轉化能力。

（六）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維護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

首先，完善知識產權立法。拓寬知識產權保護范圍，推進商業機密、商業標識等立法進程，促進創新資源在品牌運營中的有效結合，使品牌運營各方的權益與責任得到準確、有效的法律規范；加強知識產權立法的銜接配套，增強法律法規可操作性。其次，加強知識產權執法保護。加強司法保護體系和行政執法體系建設，發揮司法保護知識產權的主導作用，提高執法效率和水平，強化公共服務；深化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大司法懲處力度，提高侵權代價，將惡意侵權行為納入社會信用評級體系；降低維權成本，特別是中小企業知識產權申請和維護費用，有效遏制侵權行為。第三，規制不正當競爭。對符合不正當競爭特征而法律又未明確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采用列舉示例法與概括相結合的方法，以利于執法部門結合社會具體情況予以制裁。對惡性嚴重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應從法律上規定其承擔“加重民事責任”或“懲罰性民事責任”，并明確加重或懲罰賠償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