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術特性。數字經濟發展的高技術特性，是指建立在人類最新數字技術成就的基礎上，伴隨數字技術擴散和數字技術創新過程而出現的多種數字化技術特性，其中，高智力、高競爭、高速度是高技術特性的典型代表。高智力，數字技術是知識密集型技術，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化底層技術的發展，必須依靠創造性的智力勞動，依靠富有創新意識、創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凸顯了數字經濟發展的高智力特性。高競爭，數字技術是社會快速發展的核心基礎及創新原動力，在數字化轉型的大趨勢下，必然顯現出互聯網平臺承載其商業行為的高競爭特性，誰先掌握數字技術并獲得良性競爭優勢，誰就會在數字經濟高技術發展的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高速度，以信息技術為龍頭的高技術產業，是目前發達國家經濟中最活躍也是增長最快的經濟部門。其結果不僅表現在產值、產量的發展高速度上，而且還突出表現在產品性能更新的高速度上。

高滲透特性。數字技術等高技術本身具有極強的綜合性和滲透性，隱含著巨大的網絡技術輻射潛力。其多種特性的協同作用使得數字經濟發展直接影響經濟社會各領域發展，并加速向經濟、國防、科學、技術、政治、外交和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全面滲透。主要表現為：

一是突破時空與產業界限的高滲透特性。不僅突破原有的經濟邊界，實現跨時空的自由穿越、流動和交互，同時還使得信息服務業等也能迅速地向第一、第二產業擴張，使三大產業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并相互深度滲透。

二是打破傳統企業邊界與成長規律的高滲透特性。以提升企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水平為主要特征，數字經濟發展能迅速打破傳統企業邊界；同時將數據采集、傳輸、存儲、平臺、服務等功能集聚于一體，有效形成由制造能力、創新能力、服務能力等驅動的企業成長規律。

三是顛覆傳統商業模式與資源利用方式的高滲透特性。從基礎設施、融合應用、企業和政府數字化轉型、數據治理等多層次、多維度進行突破，借助其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快速優化和集成共享，通過數字技術的加速滲透以快速顛覆傳統商業模式，加快形成拉動經濟增長、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資源利用新方式。

高融合特性。信息技術在經濟領域的應用主要表現在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上，以深化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導向；而互聯網技術所體現的“聯結一切、跨界融合”特點，更奠定了數字經濟發展的高融合特性。

一是技術體系的高融合。數字經濟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跨界融合，尤其是通過5G作為高可靠、低時延、廣覆蓋、大連接的移動通訊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形成高融合的數字經濟技術體系。

二是生產體系的高融合。數字經濟通過聚焦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全產業鏈布局，以實現產業全要素、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數字化轉型與融合創新，從而構建數字驅動、智能主導的數字經濟高融合生產體系。

三是政策體系的高融合。數字經濟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借助“互聯網+”和政府大數據決策平臺，圍繞轉方式、優結構、換動力等視角，全力打造能實現高質量與高融合推進的多維政策體系，為實現政府政策制定科學化提供重要支撐。

高增長特性。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的正式頒布，使數據首次被正式納入了生產要素范圍，并使數字經濟成為了拉動經濟高增長的重要引擎。當然，數據的驅動和引領，除了需要更多合作伙伴具有足夠的歷史耐心、戰略定力與理性思維外，更需要加強數據要素市場的培育并為其商業價值持續賦能。為此，應當重點關注三個方面：

一是基于要素市場視角，著力關注數據要素市場的分類和系統管理，不斷提高各產業體系中原有要素的價值轉化效率，進而促進生產效率的提升，確保數字經濟的高增長；

二是基于數據價值視角，著力關注數據本身所產生的新價值，全面提升相應的數據要素價值，進而促進傳統要素市場的數字化升級，確保多維線下商戶經營場景價值的高增長；

三是基于要素服務視角，著力關注橫跨各領域的綜合要素作用的服務價值，全面推進政府數據與社會數據資源的開放共享，進而促進大數據交易價值的社會賦能，確保全方位服務增值運營效率的高增長。

高安全特性。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呈現明顯的數字化特征，企業對數字化的依賴越來越強，面對的核心數據防范、關鍵業務重點保護、信息資產高效運營等安全挑戰也在不斷增長，由此凸顯出了數字經濟發展的高安全特性。其中，數據安全、網絡安全、業務安全等是主要代表。在大數據云計算環境下，數據的收集、傳輸、使用過程都已暴露嚴重的數據安全問題。數據既有國家、公共屬性，關系國家安全；又具有人身、財產等屬性，關涉私人權益。為此，既要加速數據安全立法，也要加快數據安全的多元“共治”。

在數字化變革的趨勢下，行業應用智慧化、業務平臺數據化、基礎設施云化、萬物互聯泛在化等特性，給網絡安全帶來了全新的挑戰，需要全面提升網絡安全感知能力、網絡安全融合能力和網絡安全服務能力，以全面保障大數據環境下的網絡安全。作為數字經濟的技術基礎，相比于閉源軟件等產品，開源產品具有較高的透明度，開源戰略有利于降低數字經濟的技術風險水平。因此，如何以相對較低的投入、較小的風險和較高的質量等形式，通過開源戰略有效提升物聯網、柔性生產、個性化定制等業務安全，是值得重點研究的問題。

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經濟形態，日益成為當今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深刻改變著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深度影響著時代的產業變革與變遷，并給各國治理體系、人類文明發展帶來新機遇，同時對傳統的經濟社會管理體系帶來新挑戰。如何應對數字化轉型，積極構建與數字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行業變革體系，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已成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歸納起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行業變革屬性主要表現為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管理變革、治理變革五大類，其中，質量變革是主體，效率變革是主線，動力變革是基礎，管理變革是條件，治理變革是保障，且多維變革之間具有聯動性。

質量變革。我國傳統制造業生產方式相對落后，自主創新能力弱，產品質量總體不高。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對于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從傳統要素和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了實現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同步提升，必須進一步發揮數字經濟牽引作用，打通數字化轉型鏈條，激發企業數字化轉型內生動力，推動產品與裝備的質量升級和服務的質量升級；必須推動質量變革，全面激發質量發展動能，激發新的消費和投資需求，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質量變革，

一是要充分圍繞“質量”的內涵，更加關注產品和服務質量的提升，給予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需求及經濟持續健康增長的重要保障，更加聚焦企業的質量投入對于經營績效和全要素生產率長期穩步提升的巨大推動；

二是要通過改革引導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改善資源配置效率，推動產業結構優化，促使整體經濟在更少投入的基礎上獲得更高產出，全面構建高質量、高效益的社會主義經濟增長體系；

三是要不斷激發和保護好企業家精神，不斷提高企業家高質量發展意識與創新能力，進而不斷提升人力資本質量，通過大數據分析市場需求，減少新產品研發生產周期，全力打造質量品牌，大力培養質量文化。

效率變革。市場競爭，歸根結底是效率高低的競爭，而效率轉換則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所謂效率變革，就是要著力破除制約效率提升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通過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激發企業主體活力，努力提高決策效率、管控效率、運營效率與發展效率，持續增強核心競爭力，全面推動效率變革。

一是要樹立“效益優先”理念，通過互聯網平臺，充分利用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能使交易成本大幅下降的優勢，主動實現供需雙方的資源有效對接，促進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融合融通，促進行業效率的整體提升。

二是要制定“減法”步驟，這也是企業尋找新的增長點、提升自身經營效率的一場戰略轉型。通過持續推進政府“放管服”改革和簡政放權，主動減掉低效產業，推動數字技術對產業的營銷、服務、生產、研發等環節的全面滲透，集中力量把有限資源聚焦到主業和核心業務上，使得企業的整體經濟運行實現更低成本與更高效率。

三是要創新“走出去”方式，在堅持不懈抓好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建設的同時，要站在全局和長遠角度，努力放大互聯網的連接優勢，全力構筑自由暢通的國際“數字貿易平臺”，并通過優化供求對接和持續降低渠道成本，整體提升貿易效率。

動力變革。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競爭，只有從傳統要素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才會有不竭動力。數字技術本身就是科技革命產生的創新成果，并以數字化方式實現不同方式的創新。因此，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動力變革，就是要實現從傳統要 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在推動經濟高質發展的同時走內涵式發展道路，不斷增強產業發展內生動力。要破題動力變革，

一是通過技術創新，尤其是通過數據分析、軟件和應用程序開發、網絡和人工智能、智能機器生產、機器人等領域的數字技術創新，大力推進數字產業化，加大數字產業與傳統產業的融合力度，合理有序優化產業發展的新空間并提供新動能。

二是通過模式創新，以“互聯網+”為驅動，著力推進產業數字化，鼓勵模式創新，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的跨界融合，以顯著改善成本效率，促進傳統產業提質增效，全力打造產業智能化綠色化發展的新動能。

三是通過制度創新，所謂制度創新，其實是制度、觀念和利益的認同。數字經濟發展包含了重要的制度和政策的創新過程，其核心是圍繞數字技術進行的一場制度創新，是與數字技術相關的各種規則和制度安排的重塑和再造。隨著制度創新紅利的持續釋放，數字經濟的輻射帶動能力必將不斷增強。

管理變革。工業經濟時代企業的基本經營假設是組織基于資源與能力預設目標，確定一個戰略目標，再基于目標的實現設置組織架構；數字經濟時代企業則是基于通過支撐個體創新、捕捉和快速響應外界的變化，進而滿足客戶的需求，來帶動組織的發展。因此，決勝數字化時代，需要先行推動相關的管理變革。

第一，推動組織變革。組織變革，是指組織根據內外環境變化，及時對組織中的相關要素進行調整、改進和革新的過程。數字經濟不僅引發生產力變革，對生產關系的改變也是顯而易見的，它直接催生新的社會分工和組織形態重構。為此，企業必須進行組織變革，才能持續激活組織價值創造要素。

第二，推動供應鏈管理變革。供應鏈管理變革，不是一個簡單的業務運作邏輯的重新構建，而是生產型思維與供應鏈思維的博弈，是權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的興起，整個商業世界都踏上了數字化轉型的道路，作為企業運營中的重要環節，供應鏈管理變革已經迫在眉睫。

第三，推動人力資源管理變革。傳統的職能型人力資源管理模式，顯然已無法適應數字化時代的組織變革要求。在數字化時代，人力資源管理正面臨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的巨大考驗。人力資源管理變革，須圍繞價值創造、價值評價來重構管理模式，圍繞“選人、用人、育人、留人”新的內涵變化，重構人力資源管理體系。

治理變革。數字經濟涉及多方面的利益主體和社會主體，在數字經濟如火如荼發展的同時，現有監管治理方式已無法適應新時代的治理變革，亟待發揮其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優勢和作用。基于數據共享是數據治理的核心問題，必須以推動數據共享和依法使用為導向，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數字經濟協同治理體系，共同推動數字經濟的治理變革。

一要關系協同。務必堅定以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提升治理能力、增進人的福祉為協同共治的目標，務必堅信以人民性、法治性、科學性為協同共治的核心理念，務必堅守以既鼓勵創新又審慎包容、既強調自律又堅持底線為協同共治的主體原則。

二要主體協同。要明確政府、企業、社會等主體各自在數字經濟治理中的角色分工，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企業的自治作用和社會的共治作用；要重點做好同類主體內部的協同，實現主體內部職責明確、關系融洽，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要做好不同類主體之間的協同，重點實現組織網絡、工作制度和技術平臺的協同。

三要機制協同。通過建立數字經濟法律和規則體系協同機制、多元主體信息公開與信息共享機制、多元主體協調與利益平衡機制、大數據技術手段應用機制、國際合作治理機制等協同治理機制體系，確保多元治理主體的實質參與、共同行動和高效協同。

大數據時代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催生了人和數據的流動、微型跨國企業的崛起、平臺經濟的涌現、新興市場的興起等，大大加快了傳統經濟組織結構、生產方式、管理理念以及營銷方式的數字化變革步伐，也無處不體現著數字經濟所主導的經濟領域新的演進路徑，并協同貫穿于平臺化、智能化、生態化、人性化、共享化等路徑屬性之中，形成生產定制化與柔性化、管理扁平化與精細化、營銷在線化與全渠道化等諸多實踐路徑，最終將成為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途徑。

平臺化路徑。平臺是基于網絡信息技術，集聚各方資源、連接各方參與主體、滿足潛在需求的一種載體。在知識信息的傳遞增值和互聯共享背景下，互聯網平臺能創造全新的商業環境，使各種類型、各種行業、各種體量的企業接入平臺后即可獲得直接服務消費者的機會，同時也能契合數字經濟時代下快速連接（去中心化）、高效供需匹配（去中間化）和突破產業邊界（去邊界化）的商業發展趨勢。

從單向價值鏈到多邊價值網絡，從商品主導到服務邏輯，從垂直深耕到跨界融合，將成為更能符合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平臺化可行路徑，其核心內涵是通過縮減中間層，降低組織決策重心與減少管理層級，由垂直科層、單一結構轉向扁平網狀結構，直接打造扁平化、平臺化、賦能型的新型路徑。隨著平臺化戰略的縱深推進，平臺扮演的角色不僅是產品提供者，更是價值創造網絡中的連接者、體驗的賦能者、資源匹配的協調者和數字化交易空間的組織者，以及新路徑創新場景的設計者。

智能化路徑。智能化是指事物在網絡、大數據、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支持下所具有的，能動地滿足人的各種需求的屬性。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信息技術水平也不斷提高，以智能化為主攻方向，依托區塊鏈和圖像、語音、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可大大加快數字經濟、信息技術同傳統制造的有機融合。其中，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能從消費端沿著產業鏈不斷向上傳導，直接引領上游供應商主動融入智能化系統；而數字化設計借助計算機輔助設計軟件、三維設計與建模工具等技術，大幅度地縮短產品開發周期，降低開發風險和開發費用，成為企業走向智能化道路必須要突破的關鍵點；智能制造單元的全新打造，則是開啟智能化道路行之有效的切入點，其最大的作用在于提升設備開動率，加快生產節奏，實現企業在多品種、小批量乃至單件自動化的生產智能化。此外，遠程運維服務即是典型的制造企業智能化服務模式，對于企業產品的智能化程度要求較高，產品必須配備開放的數據口，并具備數據采集與通信模塊。

生態化路徑。數字時代的最大特點就是生態化，其中，在大數據、量子計算、北斗應用、物聯網、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區塊鏈等技術的推動下，產業生態化更具有深刻的時代價值。而數字經濟發展的生態化路徑，就是通過模仿自然生態系統來追求更高的資源利用率和廢棄物產出的最小化，從而樹立從線性開放發展轉變為循環封閉發展的生態戰略思維，并通過開放合作同客戶、外部生態之間融合構建生態系統優勢，最終形成多頭的、多中心并行的、交織的網狀型產業生態圈。我國數字經濟雖然已呈現各類經濟主體深度參與、多種產業融合集聚、新型業態和智慧模式不斷涌現、價值共創效率迅速提高的良好發展態勢，但是亟需構建以客戶為中心平行自動協同的生態化系統。另外，在數字經濟領域，生態圈與生態圈之間的競爭一定會成為企業間競爭的最高形態，在這種背景下，如何廣泛實施開源戰略，促使整個組織內外跨界、開放融合，將有利于數字企業基于核心開源產品快速建立企業生態圈，并有助于促進數字經濟的生態化發展。

人性化路徑。進入數字時代，給人類社會帶來的一個顯著性進步，就是人性化管理已漸漸成為現代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謂人性化，就是力求能全方位滿足人的需求，既能滿足消費者的功能訴求，又能滿足消費者的心理需求，主要體現在人性化設計、人性化管理及人性化服務等方面。在人性化設計方面，越來越重視以人為本、以人的需求為出發點，在本能層、行為層、反思層上塑造產品形態，并結合產品語意探討形態塑造與語意表達進行數字產品設計，更加關注受眾情感層面上的需求及對界面視覺的人性化滿足。在人性化管理方面，基于對發揮用戶非理性因素決策作用的考慮，結合其思維與創意構思、建筑與環境協調、生活空間與數字智能化集成目標等視角，更加注重管理行為與人性的無限接近。在人性化服務方面，要以客戶為中心給消費者以人文關懷，通過量身定制等柔性生產方式，給更多客戶帶來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從而有效提高消費者的服務滿意度，最終更好地滿足人們對物質與文化生活的需求。

共享化路徑。數字經濟是一種可以人人參與、共享共建的經濟范式，也可以看作是使用新型的數字技術而產生的全新的經濟系統，是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的綜合體現。而數字經濟發展的共享化路徑，就是通過充分利用數據的流動和共享平臺的力量，促使商業流程跨越企業邊界，編織出全新的資源網絡、生態網絡和價值網絡，同時成功打造實現多方共贏、開放共享的大生態商業布局。可以說，隨著共享經濟與傳統產業、傳統行業的結合更加深入，“共享化路徑”將帶來服務領域廣、經濟體量大、參與人數多、發展勢頭好的諸多優勢，并在整合線上線下資源、降低供給和需求方成本、提升資源對接和配置的效率、提供更為多元的個性化服務與商品、樹立個人的獨特品牌與信譽等方面，不斷發揮其驚人的最佳潛力。總之，共享化路徑屬性的充分彰顯，不僅是順應數字經濟時代潮流和消費者需求的一次升級，更是服務商面對科技進步和產業變革而實現融合共贏的自我突圍，必將助力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