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創新，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

當數字化平臺與老百姓的生活消費場景結合，就產生了消費互聯網。過去十余年，中國消費互聯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涌現出一批世界知名互聯網企業，產生了10億網民，為發展數字經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在消費互聯網蓬勃發展的進程中，有兩方面重要趨勢不可忽視。

消費互聯網的增量紅利逐漸消退，產業互聯網具備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當前中國網民數量、手機用戶數量均已超過10億，進一步增長的空間有限。移動互聯網月活用戶數量增速持續下降，互聯網增量紅利逐漸消退。

數字經濟真正的藍海在于數字化平臺與生產場景相結合，對傳統產業進行賦能升級，形成產業互聯網。根據測算，在航空、電力、醫療保健、鐵路、油氣這五個領域引入數字化支持，建設產業互聯網，假設每年只提高1%的效益，那么平均每年就能產生200億美元的效益，是一片巨大的藍海。中國的傳統產業規模巨大，因此發展產業互聯網的價值空間也非常大。基于“五全信息”，通過數字技術和智能創新，賦能大量的傳統產業，使傳統產業全面進入產業互聯網時代。如果說中國的消費互聯網市場只能夠容納幾家萬億級別的企業，那么在產業互聯網領域有可能容納幾十家、上百家同等規模的創新企業。

在美國，產業互聯網企業占據美股科技TOP20的半壁江山，相比之下，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約為美國的70%，但美國產業互聯網科技股市值為中國的30倍，中國尚無領先的產業互聯網巨頭企業。可以說，產業互聯網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消費互聯網出現了至少三方面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是參與者之間的博弈往往是零和游戲。消費互聯網競爭到最后往往是贏家獨吞整個市場。因此很多早期互聯網企業不計成本融資擴展業務，意圖打敗對方，在形成壟斷優勢后，又對平臺商戶或消費者收取高昂的門檻費、服務費。這類商業模式對創造社會價值貢獻有限，因為過度關注流量，助長了假冒偽劣商品在網上泛濫的勢頭，甚至在制造業領域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二是利用人性弱點設計各種產品。網絡市場形成初期所主導的自由理念，使得網絡上失信的違約成本極低，于是很多企業利用人性的弱點設計各種產品來獲取流量，罔顧消費者的長期利益和市場的良性發展。比如一些信息服務公司，通過各種打擦邊球的圖片、噱頭標題吸引用戶點擊觀看視頻、新聞。這種利用人性弱點誘導用戶使用產品的行為實際上是不正當的，甚至有可能觸犯法律。未來互聯網經濟的競爭，一定是在更公平、可信的環境下進行的，那些利用人性弱點設計產品的公司將難以長期生存。

三是互聯網“殺熟”行為。在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互聯網企業根據大數據分析將用戶群體劃分為不同類別，進而收取不同的價格，這類“殺熟”行為有違市場公平、透明的原則，被“殺熟”的消費者一旦獲悉后也會感到很憤怒。

這三方面問題究其原因，還是消費互聯網沒有形成明確的各方多贏的模式，而是一旦確定某種模式就“一刀切”地全盤推進，通過“燒錢”形成規模效應。

產業互聯網才是真正藍海。

與消費互聯網不同，產業互聯網上每一個行業的結構、模式各不相同，并不是“一刀切”的，而是針對不同行業生態的“小鍋菜”，需要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地推進。比如汽車產業鏈的產業互聯網就不適用于電力產業鏈，化工產業鏈的產業互聯網也無法直接平移復制到金融行業。

產業互聯網必須通過整個產業鏈上企業的降本效應，提高企業效率，形成資源優化配置，降低融資成本，產生1+1>2的效果。比如，通過金融科技降低融資成本，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通過智能物流體系降低物流成本等，使得產業鏈上的龍頭企業、中小企業，以及中介公司、服務業公司、互聯網平臺各得其所、各有效益，形成明確的多方共贏模式。

數字化平臺對傳統產業進行融合賦能要經歷四個步驟。

第一是數字化，要實現“萬物發聲”。目的是讓產業鏈上、中、下游各環節通過數字技術表述出來，發出“聲音”、留下痕跡，為構建產業數字空間提供源頭數據。

第二是網絡化，要實現“萬物萬聯”。通過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等通信基礎設施，把所有能夠“發聲”的單元連接在一起，高帶寬、低時延地實現大范圍的數據交互共享。

第三是智能化，要實現“人機互動”。要在“萬物萬聯”的基礎上，讓物與人可以交流，通過與人的智慧融合，實現局部的智能反應與調控。

第四是智慧化，要實現“智慧網聯”。借助“萬物萬聯”與“人機互動”，使整個系統中的各種要素在人的智慧的驅動下，實現優化運行。

這四個步驟，前一步是后一步的基礎，但又不是截然分開、涇渭分明的。推進產業互聯網建設，要循序漸進、適度超前，但也不要好高騖遠、急于求成。

當某一個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完成了這四個步驟，就有條件進入產業互聯網的最高境界——“數字孿生”。要實現“數字孿生”，就要通過數字化的方式，將物理對象的屬性和數據映射到虛擬空間中，創建出全生命周期的動態虛擬模型，以此模擬其在現實中的行為特征，實現數字虛擬世界和物理真實世界的精準映射、交互協同、實時聯動。VR （虛擬現實）技術所具備的沉浸感、交互性和想象性的特征，將更有利于“數字孿生”在數字場景中的可視化表達和人機交互。隨著云計算、人工智能、邊緣計算等支撐技術的跨越式發展，“數字孿生”技術已經應用到制造、航空航天、電力、醫療、基建工程乃至城市治理領域。

比如在制造領域，“數字孿生”可以應用于產品的設計、生產、制造、運營等全生命周期。在研發設計環節，可以利用虛擬模型將產品的各類物理參數以可視化的方式表現，并在虛擬空間進行可重復、參數可變的仿真實驗，測試和驗證產品在不同外部環境下的性能和表現，從而提高設計的準確性和可靠性，縮短研發流程，大幅降低研發和試錯成本；在生產環節，通過虛擬生產線的3D可視化效果，工作人員不用去現場就能夠充分掌握生產線的實時狀態，從而進行運維管理、資源能源管理，調整生產工藝，優化生產參數，進行生產調度預判等。除了幫助傳統制造業提升效率，“數字孿生”還會不斷創新制造業的資本運營、供應鏈管理、客戶服務等模式，為制造業拓展了大量的價值空間。

再比如在城市治理方面，“數字孿生”技術的應用造就了“數字孿生”城市。在虛擬空間中為城市構建一個“數字孿生”體，城市的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之間交互映射、虛實對應、實時互動，在城市虛擬空間中對天氣變化、地理環境、基礎設施、城市建筑、市政資源、人口土地、產業規劃、城市交通等要素進行數字化表達，并對其進行推演，實現城市實時狀態的可視化和城市運作管理的智能化，進而提升城市規劃質量，優化城市建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數字化科技融合賦能傳統產業，涉及大量核心技術、硬件裝備、高端軟件產品方面的突破。在這方面中國仍然存在不少短板。

*高性能芯片

芯片是現代數字經濟的核心基礎和物理載體。中國在芯片設計、封裝測試等領域已經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但是在高性能芯片制造方面仍然薄弱，具體體現在EDA（電子設計自動化）工具、核心原材料和半導體設備等方面的短板上。

首先，在EDA工具領域，EDA工具的使用貫穿了芯片設計、制造和封測環節，一旦受制于人，整個芯片產業的發展都將受到極大限制。目前在全球EDA行業中處于絕對領先地位的是新思（Synopsys）、楷登（Cadence）和西門子EDA（其收購了Mentor）。中國芯片的設計和制造長期依賴這三大巨頭，其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高達80%。雖然近年來國內領先的EDA企業在部分類型的芯片設計和制造領域實現了全流程覆蓋，在部分點工具領域取得了一定突破，躍居全球第二梯隊，但整體技術水平與國際巨頭相比尚有較大差距。

其次，在核心原材料方面，中國積極進行自主研發，但在最高端產品研發和良品率方面仍有待提升。比如，大尺寸硅片是高性能芯片最核心的原材料，工藝技術門檻極高，呈現高度壟斷格局，逾九成市場份額被信越化學、環球晶圓、勝高和SKSilitron占據，特別是大部分輕摻的8英寸硅片以及超過95%的12英寸硅片。中國（大陸）對大尺寸硅片的研究起步較晚，技術累積相對不足，缺乏核心設備特別是晶體生長爐，但是隨著近年來的不斷發展，國內已經有公司實現了核心晶體生長設備的自主可控，從8英寸硅片到12英寸硅片逐步實現了國產化，并開始向全球用戶供貨，而且正在加速對18英寸晶體生長技術的研發。再比如光刻膠，高端半導體光刻膠長期被東京應化、JSR株式會社、住友化學等日本企業以及陶氏化學、默克等歐美企業所壟斷，目前中國雖然成功研發G線（第一代）、I線（第二代）、KrF （第三代）和ArF （第四代）光刻膠，但最高端的EUV光刻膠（第五代）仍處于早期研發階段。

最后，中國在半導體設備領域實現了部分國產化，但在最核心的設備方面仍然差距明顯。具體來看，中國半導體去膠設備已實現較高水平的國產化；刻蝕機技術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正在不斷縮小；在清洗設備、薄膜沉積設備、離子注入機等方面實現了少量的國產化；已研發成功涂膠顯影機、CMP（化學機械拋光）且實現量產供貨，打破了外資壟斷；但是高端光刻機仍然處于空白狀態。光刻工藝直接決定芯片制程和性能，是芯片制造環節最關鍵的工藝步驟，而光刻機是核心設備，處于高度壟斷狀態，其技術含量之高、結構之復雜，被譽為“現代工業皇冠上的明珠”，尤其是最先進的EUV光刻機，僅荷蘭的ASML （阿斯麥）能夠量產。中國的高端光刻機完全依賴進口，且最先進的EUV光刻機處于被“封鎖”的狀態，自主研發的光刻機雖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在制程上仍然有四代的差距，實現追趕任重而道遠。

*智能儀器儀表、傳感器

檢測、顯示信息的智能儀器儀表、檢測終端是“萬物發聲”的關鍵。這些要在五大性能指標上達到要求：一是靈敏度，二是準確性，三是可靠性，四是能耗，五是安全性。如果沒有以傳感器和檢測芯片為基礎的高性能智能儀器儀表、檢測終端，智能制造就是空中樓閣。中國在這方面與歐美、日本的差距，比在芯片領域的差距還要大。有數據顯示，美國的儀器儀表、檢測系統的產值只占工業總產值的4%，但卻帶動了美國60%的工業實現了自動化。

如果將云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組成的數字綜合體類比為一個智慧人體，那么傳感器就是這個智慧人體的感官和神經末梢，能夠準確、及時地感知“萬物發聲”，并轉化為易于識別的數字信息。傳感器行業屬于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行業，需要長期研發的沉淀和積累。目前全球的傳感器市場主要由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的少數幾家公司主導，博世、霍尼韋爾、德州儀器、飛思卡爾、飛利浦、意法半導體等企業的市場份額合計超過60%。中國傳感器產品多集中在中低端，高端智能傳感器產品，比如各類MEMS（微機電系統）傳感器的自給率不高，在核心制造技術、工藝裝備和人才儲備方面，距離國際領先水平尚有差距。

*移動通信技術

5G是萬物萬聯的紐帶，具備高帶寬、低時延、高速度、低能耗、高可靠性五大性能。中國的5G在關鍵指標、基礎性技術、網絡架構設計、國際標準制定等方面均實現了領先和主導。但也存在著核心元器件、通信芯片制造等基礎硬件受制于人的情況。接下來，還需要進一步豐富應用場景，加速推進5G賦能千行百業，支持各種應用創新。同時，按照移動通信每10年更新一代的發展規律，前瞻布局6G（第六代移動通信技術）網絡技術儲備，確保中國在下一代移動通信技術中的領先優勢。

*操作系統

5G能夠實現萬物萬聯，但是要把各種應用與終端有機糅合到一起，則需要操作系統，操作系統可以說是“人機互動”的底座。作為管理硬件和軟件資源的基礎，操作系統的主要功能包括管理處理器的進程，合理地分配計算資源；管理存儲空間內的數據；管理硬件設備；管理文件系統；以圖形界面、語音互動等方式協助進行人機互動等。

長期以來，個人計算機端操作系統領域微軟一家獨大，蘋果的macOS系列占據少量份額；移動端操作系統被谷歌的安卓、蘋果的iOS壟斷。總體而言，中國在操作系統層面一直處于受制于人的狀態。

在物聯網下的產業互聯網領域，應用形態更為豐富、應用場景更為分散，終端呈現海量碎片化的格局，對操作系統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這一領域，中國的操作系統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出現了一些自主研發的操作系統和相關生態。比如華為的鴻蒙OS作為面向物聯網和萬物萬聯的全場景分布式操作系統，為不同設備的智能化、互聯與協同提供了統一的語言，未來有望實現跨終端的協同體驗。2021年9月，華為與國家能源集團聯合發布了適用于礦山管理場景的鴻礦操作系統，破除各類采礦設備之間的信息壁壘，提高了生產效率，而且能夠與手機、智能穿戴等終端互聯互通，進行更加精確的環境感知、人員定位、健康檢測，提高了井下作業安全性，是鴻蒙操作系統在工業領域的一次突破。但是目前國產操作系統要實現在更廣闊物聯網場景下的應用，仍然面臨適配性不足、生態不完整等問題。比如在智能制造領域，被廣泛使用的還是西門子、ABB、發那科、羅克韋爾等國際自動化巨頭自研的實時操作系統，以及VxWorks、QNX等操作系統。

整體而言，中國還要進一步加大操作系統的研發強度，扭轉智能制造的“底座”受制于人的局面。

*工業軟件

工業軟件是智能制造、工業4.0的大腦。中國工業軟件相比發達國家起步較晚，技術儲備不足。有數據顯示，中國工業軟件產值僅占全球產值的6%，與中國工業產值全球第一的地位嚴重不匹配，高端工業軟件領域則主要由外資主導。

工業軟件可以大致分為研發設計類，包括CAE（輔助分析）、CAD（輔助設計）、CAM（輔助生產）和之前提到的EDA等；生產控制類，包括MES（制造執行系統）等；運營管理類，包括ERP（企業資源計劃）、CRM（客戶關系管理）等；嵌入式軟件，比如嵌入式操作系統、嵌入式應用軟件等。從總量上看，中國工業軟件的產值與中國的經濟規模、工業產值不匹配；從結構上看，自主研發的工業軟件很多都集中在運營管理類，在更加核心的研發設計類軟件上與國外領先企業的差距則更加巨大。比如CAE類軟件完全被海外產品壟斷，歐美的Ansys、Altair、海克斯康（其收購了MSC）等公司占據了超過95%的市場份額；在CAD類軟件方面，西門子、達索、PTC、Autodesk等歐美企業也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國內產品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還存在研發投入不足、教學和科研被國際軟件巨頭深度捆綁、商業轉化不足等問題，需要持續進行突破。

工業軟件并不單純是一種信息化工具，其本質是將各類工業場景下總結出來的知識和經驗以軟件為載體進行保存和沉淀，并在相似的場景中進行應用。因此，工業軟件的水平與工業技術的先進程度直接掛鉤。從這個角度上講，要求工業軟件在短時間內全面追趕甚至超越國際領先水平并不現實，但是實現關鍵工業軟件的自主可控的確是十分必要的。習近平總書記對工業軟件的發展做出了重要指示，要重點突破關鍵軟件，推動軟件產業做大做強，提升關鍵軟件技術創新和供給能力。

*算力

支撐“智慧網聯”的還有算力。通過“萬物發聲”和“萬物萬聯”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大數據，包括整個空間泛在的數據、老百姓生活中的數據、企業生產運營的數據，數據在使用的時候疊加新的數據，就產生了數據庫的存儲、通信和計算的問題。如果說工業互聯網、產業互聯網、數字經濟的基礎條件是能使“萬物發聲”的檢測，促使“萬物萬聯”的紐帶是5G通信，那么實現“人機互動”、智慧世界的關鍵就在于算力，在于由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化綜合體形成的算力。

算力包含五個方面：一是計算速度，芯片、服務器、超算系統都反映這方面能力；二是算法，由大量數學家、程序員進行開發和優化；三是大數據存儲量，包含靜態數據，動態數據，經過人類大腦和計算機處理、計算后產生的數據；四是通信能力，體現在5G基站的數量、通信的速度、時延、帶寬、可靠性和能耗等方面；五是云計算服務能力，包括數據處理中心的規模、服務器的數量等。數字時代，算力將是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核心競爭力。

中國目前有13個超算中心，其中“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號”的算力位居世界前十，“神威·太湖之光”曾經連續四年排名世界第一，直到最近幾年才連續被日本、美國的超算超越。中國在算力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短板，一是從整體來看，中國自研的計算機芯片與美國英特爾、英偉達等生產的芯片仍有較大差距，二是部分超算中心的算力資源仍然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建議可以將一部分閑置的超算資源掛牌交易。

以上六個領域是環環相扣、彼此交織的。比如，如果沒有智能儀器儀表，無法形成“萬物發聲”，那5G也就缺乏應用場景；如果芯片制造跟不上，算力、傳感器將難以為繼；傳統產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升級要經歷四個步驟，每一步都涉及上述六個領域中的關鍵硬件和軟件。如果在這六個領域中存在明顯的薄弱環節，就會使數字化轉型面臨障礙。

黨中央提出的加速新基建的戰略舉措，為中國數字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傳統產業數字化的改造升級、核心技術研發能力的增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為數字經濟、智能經濟、生命經濟這些人類未來文明的技術支撐，新基建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

1. 信息基礎設施

信息基礎設施，也就是數字經濟產業化。根據工信部有關機構測算，2020年中國數字產業化規模達到7.5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7.3%。隨著新基建戰略的進一步推進，數字化平臺的各組成部分，包括5G、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在內的數字產業都將在今后五年內產生萬億級的投資，也都將產生巨大的收益。

*5G產業化

具體來說，截至2020年底中國累計開通5G基站96萬座。根據工信部等十部門聯合印發的《5G應用“揚帆”行動計劃（2021—2023年）》，到2023年要實現每萬人擁有5G基站超過18座，這意味著到2023年底中國將建成5G基站超過250萬座；預計2020—2025年建成5G基站500萬~600萬座，保守估計每座投資20萬元，僅5G基站建設的投資規模就將達到萬億元以上。更重要的是，5G的大規模商用將對包括終端設備、應用場景、運維服務等在內的整個5G生態系統產生巨大的作用。

*云計算產業化

云計算以具備存儲能力、通信能力和計算能力的大型數據處理中心IDC作為硬件載體，本質上是大量服務器的集合，數據處理中心的工作能力是以服務器的數量來衡量的。中國將在今后五年增加1 000萬臺服務器。這1 000萬臺服務器連帶機房、電力等設施建設至少將帶動1萬億元規模的投資。相應地，云計算服務商可以以IDC為硬件，以私有云、公共云作為客戶服務的接口，向客戶提供服務。就像居民通過水龍頭管道向自來水公司買水一樣，各類客戶按所需的計算量、存儲量、通信量購買IDC資源，并按量結算費用。資源閑置時也可供其他客戶使用，這樣就能夠有效、全面、有彈性地利用云計算架構中的資源，既能同時為千家萬戶服務，又能使大量服務器不產生閑置，從而優化資源配置，產生巨大紅利。

*大數據產業化

在大數據方面，隨著全球數據量的爆發式增長和數據的資源屬性不斷增強，大數據應用的經濟價值也逐漸顯現出來。數據具備六大特性：一是數據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二是原始數據是碎片化的，沒有意義；三是數據不可能完全原始，對其加工就是由無序到有序的過程；四是數據能夠產生數據；五是數據在利用過程中產生了價值和產權；六是數據可以經過多次轉讓和買賣。基于數據的這六大特性，雜亂無章的數據經過大數據平臺的加工和處理就成為有指向性的、有意義的信息，再由信息歸納形成知識，進而成為決策判斷、信用判斷的工具，數據就具備了價值，就能為大數據平臺帶來可觀的商業收益。

*人工智能產業化

人工智能企業基于大數據平臺的支撐為客戶提供算法服務，也可以獲得收入。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的軟件植入為云計算廠商提供了數據處理中心，對客戶形成三種在線服務。第一個是IaaS（基礎設施即服務），云計算的云是一個硬件，是一個具有通信能力、計算能力、存儲能力的基礎設施，可以提供基礎服務。第二個是PaaS（平臺即服務），大數據公司往往在搜集、組織管理大量數據的基礎上，使用人工智能算法為客戶提供有效的數據服務，形成一個大數據的服務平臺，提供大數據平臺服務。第三個是SaaS（軟件即服務），人工智能公司依靠大數據平臺，提供算法，算法也是一種服務。

再比如物聯網，預計未來五年將至少有30億~50億終端聯網，形成萬物互聯，相應的投資規模也會達到2萬~3萬億元。區塊鏈等數字產業今后也將帶動萬億級別的投資，同時產生巨大的回報和收益。

總而言之，數字經濟產業化，在當前數字革命方興未艾、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數字化技術的各個環節，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以及以5G為基礎的移動互聯網、區塊鏈等，本身就能夠形成若干個萬億級規模的龐大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 融合基礎設施

融合基礎設施，也就是傳統產業數字化。數字化平臺不僅自身能夠形成龐大的產業，還能夠對傳統產業進行賦能增效，改造升級，從而產生巨大的疊加效應、乘數效應。中國的工業產值在90萬億元左右，假設通過數字化轉型提升5%的效能，每年也能在不增加其他原材料投入的基礎上，產生四五萬億元的增加值；此外，中國還有大約150萬億元銷售額的服務業，假設通過數字化轉型提高5%的效能，就能產生七八萬億元的增加值。下面我們通過四個例子來看看傳統產業是如何進行數字化改造升級的。

*與制造業相結合形成智能制造、工業4.0

能被稱為工業4.0的企業，一般具有互聯、數據、集成、轉型四大特點，就是企業的儀表、生產線、車間、管理部門、供應鏈、研發、運營、產品、客戶、消費者的數據和信息實現互聯互通、實時集成、信息反饋，使得整個工廠企業從傳統制造轉向個性化定制，實現生產過程柔性化、個性化，同時提高運營效率，加快庫存周轉。

工業4.0具備三大特征：一是車間里幾乎沒有人，由機器代替人力進行高精尖的工作；二是整個車間甚至整個工廠都可以當作一個人體在進行自動化運轉，對生產、物流等環節自動進行思考和決策；三是與整個市場密切聯系。對產品的需求、市場的定制需求、個性化的要求，都在事先的設計之中。以芯片制造企業為例，在流水線中運行的芯片不是按同一批次、同一種芯片批量生產的，而是每一個盤片所對應的芯片都是有不同要求的，輸入指令后，機器人能夠進行高速運作和個性化生產。

更進一步的是對“數字孿生”的應用。傳統制造業以生產加工各種工業品為主，做的是實體空間的實體產品。數字技術賦予了傳統制造業“五全信息”，工廠形成了孿生的數字工廠、產品形成了孿生的數字產品、服務形成了孿生的數字服務。當有了“五全信息”作為基礎，傳統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就有了豐富的資源，在數字空間就可以產生大量生產性服務業的創新模式。

*與城市管理相結合形成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化的升級版，是未來城市的高級形態，以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支撐，致力于智慧化的城市發展，使城市具有智慧感知、反應、調控能力，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從戰略層面推進智慧城市的建設，務必要把握其內在邏輯規律，抓住兩個關鍵點。一是推動智慧城市建造，必須全面掌握并熟練運用互聯網時代的新技術、新理念、新思維，科學主動地推動城市與智慧融合。二是智慧城市的建設要遵循數字化轉型的四個步驟循序漸進。第一步是讓城市的物能說話，第二步是通過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將數字化的城市要件連接起來，讓城市的物與物之間能對話。第三步是讓人與物能夠交流，實現城市局部的智能反應與調控，比如智能收費、智能交通等。第四步是讓城市會思考。

通過對“數字孿生”技術的應用，實現城市實體空間和虛擬空間的聯動，讓智慧城市的建設達到新的高度。傳統的城市治理是以實體空間和實體人群為主體，數字技術將傳統的實體空間擴展到數字空間。數字空間信息的有序和實體空間的治理是相輔相成的關系。通過應用各種智能技術，一座城市才有可能形成更好的“五全信息”，也才可以把城市的海量數據轉變成財富，進而創新出更多的智慧城市應用。“實體空間+數字空間”是城市經濟新的發展基礎，也是城市治理的數字體系，這才是真正意義上造福于民的智慧城市。

*與建筑業相結合形成智慧建筑

面向未來，推動傳統建筑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升級至少可以帶來三個好處。

一是能夠滿足客戶的個性化需求。在許多領域，客戶的需求呈現出個性化、差異化，逐漸從千篇一律的產品需求過渡到千人千面的產品需求。這一趨勢，未來也會體現在建筑業中。AR（增強現實）、VR、MR（混合現實）、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數字技術正以多種方式轉變零售和辦公空間，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速推動了這一轉變。

二是可以利用數字化技術，打通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實現信息協同和產業效率的升級。例如，浪費現象在建筑領域十分常見，物料和人工在實施過程中的浪費往往超過1/3。而通過數字化技術打通供應鏈，建筑業可以顯著減少浪費，還能大幅提高管理效能，提高施工的安全性。此外，對建筑業進行數字化賦能還能大幅提升節能環保效能。

三是可以通過“數字孿生”創新建筑業的商業模式、重組建筑業的價值鏈。傳統建筑業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建筑物的出租出售上。數字技術的應用也讓建筑物有了“五全信息”，使傳統的實體建筑有了“數字孿生”體。通過BIM（建筑信息模型）等數字模型技術，可以為客戶提供更為全面的空間數字信息，同時還可以提供建筑物內的環境等各種相關信息。在這些信息的基礎上，建筑業的商業模式將會發生顛覆性的創新，價值鏈也將發生根本性的重組。建筑業價值將更多體現在對建筑物的物理數字空間的持續使用上，也就是通過運用建筑業的“五全信息”來創造價值。

總之，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建筑業在數字化時代的發展空間巨大。但這個空間絕不是靠蓋房子、修高速公路來實現的，而是要轉變發展思路，激活數據要素潛能，緊緊抓住新基建的歷史機遇，以技術變革推動建筑業的數字化、智能化。尤其是要高度重視數字模型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創造建筑產業互聯網新業態，改變建筑產業的商業模式，打造開創性的、萬物互聯時代的中國式數字建筑產業。

*與金融業相結合形成金融科技

面向未來，產業互聯網金融具有巨大的發展前景。產業互聯網金融是機構通過金融科技向產業生態，尤其是中小微企業提供投融資服務的統稱。產業互聯網金融以企業為用戶，以生產經營活動為場景提供數字金融服務，由于產業價值鏈更復雜、鏈條更長，目前數字化的比例仍然很低，金融服務遠未達到面向個人端的數字金融智能化、便捷化的程度，金融科技發展將是下一個藍海。

產業互聯網金融的現實意義在于解決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還是世界性難題；不僅僅是銀行自身的問題，還與小微企業自身特點有關。小微企業屬于金融業長尾客戶，存在抵押品不足、信用資質差、信息不對稱、生命周期短等問題。傳統金融機構在開展小微金融業務時，也存在獲客及盡職調查成本高、擔保不足、風險成本高、風控流程長等問題。

借助產業互聯網金融，通過對“五全信息”的合理運用，一是可以降低獲客成本，二是可以有效解決中小企業存在的信息、信用孤島問題，三是能夠實現智能風控，四是可以有效提高審批效率，為小微企業提供與之匹配的金融服務。

產業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關鍵節點被逐步打通，進入成熟發展階段。金融的底層邏輯是信用，在“五全信息”的驅動下，企業運營數據可以與金融服務緊密地結合起來，以信息流轉帶動信用流轉，從而解決傳統金融供給無效的問題。

以人工智能在企業中的應用為例，當前人工智能主要有八大關鍵技術，分別是深度學習、增強學習、模式識別、機器視覺、數據搜索、知識工程、自然語言理解和類腦交互決策。在這八大關鍵技術的支持下，制造業得以做到自感知、自適應、自學習、自決策，從而實現了生產的智能化、供應鏈的智能化、產品創新的智能化、企業經營的智能化。在此階段，大量結構化、可靠的數據成千上萬倍地增長，被采集、清洗、積累后，產生的數據利用區塊鏈不可篡改的特性，進行大數據的交叉驗證，從而使得金融資產數字化，數字資產標準化。多方資金按照不同標的的需求匹配進各類生產環境，將金融交易產品化，利用信息集成、交叉驗證、資產穿透、溯源管理等手段，提升對金融業務風險管控能力及金融資產配置的綜合服務能力。

數字化平臺與金融機構各盡所能、各展所長是最合理的發展模式。合理的數字化平臺，應能夠通過四種渠道取得效益：一是通過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運籌、調度，降低產業鏈、供應鏈的物流成本；二是通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的應用，提高金融業務的工作效率；三是通過全產業鏈、全流程、全場景的信息傳遞功能，降低金融運行成本和風險；四是實現數字公司和金融業務的資源優化配置，產生優化紅利。

同樣，與數字化平臺合作的金融企業，也可以通過四種優勢為合作項目取得效益和紅利。一是低成本融資的優勢。二是企業信用判斷的優勢。數字化平臺對客戶的信用診斷相當于X光、CT（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核磁共振，代替不了醫生的診斷治療。客戶的實際信用調查及風險防范是金融企業的強項。三是資本規模的優勢。數字化平臺盡管有巨大的客戶規模，但缺少融資規模10%以上的資本金。只有銀行、信托、保險等專業的金融企業才有這種資本實力及與時俱進的擴張能力。四是社會信用的優勢。不論是金融監管當局還是老百姓，與有牌照、有經驗的金融企業打交道往往更放心、更順手。基于上述分析，數字化平臺要與專業的金融企業有機結合，各盡所能、各展其長、優勢互補、優化資源配置，數字化平臺也要發揮自己的長處，深耕產業，收集各行業的“五全信息”，提供給相應的金融戰略伙伴，使金融平臺服務效率得到最大化的提升，形成最好的發展模式。

數字化平臺與金融機構要形成明確的各方共贏的效益格局。萬流歸宗，無論是金融科技還是科技金融業務的發展，最終都要讓各方受益，降低實體經濟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降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授信成本。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通過科技手段獲得合理的收益，并將這些效率紅利，合理地返還于產業鏈、供應鏈的上下游和金融機構及數據平臺經營方，從而產生萬流歸宗的洼地效益和商家趨利集聚效益。

3. 創新基礎設施

新基建戰略的重中之重，就是創新基礎設施。過去中國的創新更多體現在引進海外基礎研究成果方面，是“從1到N”的創新。在“從0到1”的原始創新、基礎創新、“無中生有”的科技創新方面相對不足，然而關鍵環節的技術是買不來、討不來的。新基建戰略的重要意義，就是要加快布局一批以大科學裝置和大試驗平臺為代表的創新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加強基礎性的原始創新、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等，破除中國數字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力爭在世界科技前沿取得突破。

首先，要加大對“從0到1”環節的基礎研究投入。盡管2020年中國研發投入總量突破2.4萬億元，占GDP比重為2.4%，已經是全球第二位；但是投向較為分散，一些需要長期投入的關鍵性基礎研究領域投入不足。2020年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為1 467億元，基礎研究投入僅占研發投入總量的6%，全球主要創新型國家占比多為15%~20%，差距較大。要切實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將基礎研究投入從2020年的6%，在2025年提高到8%，爭取到2035年達到20%，與全球主要創新型國家持平。

其次，研發要圍繞數字經濟發展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具體來說就是要著力科研攻關，克服從“萬物發聲”邁向“智慧網聯”，進而實現“數字孿生”的過程中，在芯片、傳感器、通信、操作系統、工業軟件和算力這六個領域存在的薄弱環節，避免在關鍵領域被“卡脖子”的局面。

再次，研發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中國不僅僅要補齊關鍵科技領域的短板，還要主動進行超前研發，力爭在世界科技的最前沿取得突破，盡快掌握一批“人無我有”的尖端科技，對其他國家在某些領域對中國“卡脖子”的行為進行均衡威懾。只有在科技領域形成均勢，才能夠避免在科技博弈中處于被動，達到以斗爭求合作的戰略目的。人類科技最終是要在國際科技合作中不斷發展和進步的，中國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參與并加強國際科技合作。

最后，在創新體制上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暢通科技成果轉化鏈條，努力將科技成果轉化率由現在的10%左右提高到30%甚至40%，打造基礎研究、區域創新、開放創新和前沿創新深度融合的協調創新體系，進一步激發全社會的創新創造動力。

新基建將助推中國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數字革命。人類歷史上經歷過三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所開創的“蒸汽時代”（1760—1840年），標志著人類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當時的中國還處于封建王朝的后期，清朝的閉關鎖國讓中國與現代工業文明拉開了距離。

第二次工業革命使人類進入 “電氣時代”（1860—1950年），電力、鋼鐵、鐵路、化工、汽車等重工業興起，石油、煤炭等成為世界財富的源泉，并促使交通行業迅速發展，世界各國的交流更為頻繁，逐漸形成了全球化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在這一階段，中國社會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清朝覆滅、軍閥混戰，接下來又是抗日戰爭以及后來的解放戰爭，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才開始走上工業化的軌道。

二戰結束后開始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開創了“信息時代”（1950年至今），人類進入了“信息文明”。總體上看，人類在這一階段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文明也發展到空前發達的程度。中國趕上了第三次工業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讓中國得以參與這次工業革命，但并非引領者。工業化與信息化并重的發展戰略，使得中國經濟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世界第二、工業經濟規模世界第一。

目前中國正在深入推進的數字經濟，就相當于第四次工業革命，人類即將迎來“數字文明”的新時代——數字時代。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不僅要深入參與，而且要努力成為引領國之一。在這一次工業革命中，人類優化分配資源的方式因為數字技術的普及、數據資源的豐富而發生了改變，并因此創造出大量社會新需求、消費新模式。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資源、海量的數據資源和豐富的應用場景，具有創造數字文明新發展模式的良好基礎，因此我們必須從文明更迭的角度，理解、把握好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圍繞黨中央提出的新基建戰略，抓住機遇謀發展，努力彌補中國在科學技術上的短板，同時要在社會經濟領域突破短板，創新數字經濟理論和實踐，讓中國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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