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驅動是新發展方式的主要內容。工業特別是制造業不僅是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還是技術創新的使用者和傳播者。因此，制造業與創新驅動的良好互動是制造強國建設的關鍵。為此，中國制定了以稅收優惠、創新補貼為代表的一攬子技術創新激勵政策，但專利占比較低、高質量技術創新較少以及微觀層面“騙補式創新”“策略式創新”等問題依然突出。而這主要源自于上述激勵政策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制造企業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問題。由標準本質決定，標準是激發制造企業技術創新內在動力最有力的工具，《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明確指出這一點。

創新生態系統是集“政、產、學、研、用”于一體的多元化創新共同體,主要由創新主體、創新環境、創新資源相互耦合與協同構成，而所有的這些都與標準密不可分。創新動力是創新主體從事創新的內部驅動力，標準的質量信號與信息披露效應可以有效激發自主技術創新；研發投入是技術創新的物質基礎，標準可以通過對多樣性的限制和技術的公開發布有效降低研發成本進而促進技術創新；科研成果（專利）得到有效保護可以有效提升創新環境，而專利與標準相結合則為科研成果轉化提供了保障；此外，標準還可以通過對產品技術多樣性限制，使其所占用的相關資源得以釋放和重新配置，進而使技術研發獲得更多資源配置，對于行業整體研發投入的增加和技術創新的提高具有推動作用。

制造業競爭歸根結底是質量競爭。縱觀《中國制造2025》，無論是順序還是內涵的表述上，“質量為先”都具有相當份量。將“質量”作為一個核心概念置于重大政策意涵表達之中可見其重要性。

何謂質量為先？《中國制造2025》指出，就是堅持質量作為建設制造強國的生命線，強化企業質量主體責任，加強質量技術攻關、自主品牌培育。而所有的這些都離不開標準化。首先，最低質量限定標準可以直接對產品質量產生影響。中國《標準化法》明確規定對于不符合強制性標準要求的產品禁止出廠、出售和出口，可見最低質量限定標準可以直接提高制造業生產和出口產品的平均質量水平。其次，技術標準可以有效提升產品技術水平，包括零部件標準、先進基礎工藝標準、關鍵基礎材料標準等。再次，制造企業質量監管和質量管理體系也離不開標準的內容，ISO9000 早已成為制造企業實施質量認證的核心標準。最后，標準與認證認可、檢驗檢測和計量通常可以綜合適用，為制造企業產品、服務的質量提升和品牌建設提供質量技術支持的“一站式”服務。

面對資源和環境問題，以高能耗和高排放為代價的傳統低端制造業已經走到盡頭，發展綠色制造、創新綠色科技成為制造業可持續發展的新引擎。2020年，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表示將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努力遏制氣候變化，并制定了3060目標，制造業綠色發展進入新時期。制造業的綠色發展主要集中在原材料、生產和產品三個環節。在原材料環節，主要使用綠色環保部件；在生產環節，主要改進生產技術和工廠設施，確保工廠的生產排放符合綠色環保；在產品端，則是利用新的節能技術減少產品碳排放量，幫助用戶實現節能減排。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實現需要建立相應的綜合性標準體系加以支撐。2016 年《綠色制造標準體系建設指南》正式頒布，將綠色制造標準體系分解為綜合基礎、綠色產品、綠色工廠、綠色企業、綠色園區、綠色供應鏈和綠色評價與服務七個部分，但這遠遠不夠。首先，制造業原材料使用環節，無論是國內采購還是國外進口，都需要對原材料品質進行限定，形成中間投入品質量標準；企業生產環節，通過技術標準與管理標準，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和管理的規范化；企業產品端，通過碳排放標準制定，減少產品碳排放量，實現節能減排。而這些重要環節的關鍵標準仍有待于進一步完善。

產業結構優化應核心體現為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提升。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為制造業產業結構優化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與挑戰：一方面數字經濟與傳統制造業產業深度融合，進行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作為產業數字化的重點體現，是未來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焦點所在，也是鞏固壯大中國實體經濟根基的重要舉措。另一方面，數字產業的發展也極大地充實了戰略性新興產業并帶動了以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其他戰略新興產業發展。但數字經濟下制造業的結構優化存在缺乏權威的數據標準、數據安全存在隱患、數據開放與共享水平尚需提高和關鍵核心技術能力與創新不足等掣肘，迫切需要頂層設計和宏觀把握，對基礎共性、通用技術、數據要素、數字化供應鏈等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內容進行標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