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很多雙眼睛在盯著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這無疑增加了難度。”6月11日,歐盟特別顧問、前區域政策司司長GrahamMeadows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
GrahamMeadows認為,“和歐洲把老城變成低碳城的目標相比,中國城鎮化的新任務是把新城市建設得低碳環保”,“歐洲小、人口密度高、河流眾多,導致老城區分散,歐洲城鎮化更多地在考慮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以此來更新老城區。而中國將擴大城市范圍,把鄉村變為城市來容納人口。”
在去年的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論壇上,中歐雙方簽訂了《中歐城鎮化合作城市項目意向書》,常州、深圳等12個城市分別與歐盟有關城市、機構簽署了合作意向書。
希望年輕人留在鄉村經營土地
《21世紀》:歐盟的城鎮化經歷了一個相對漫長的歷程,你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些核心事件?
GrahamMeadows:歐洲的城鎮化經歷了幾個世紀,其混亂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社會動蕩。當時恩格斯(FriedrichEngels)注意到歐洲在城鎮化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社會問題,寫下了一本書TheConditionoftheWorkingClassinEngland(《英格蘭工人階級狀況》),詳細記錄了當時的具體情況。19世紀發生了一次從鄉村到城市的大遷徙運動,這場遷徙十分無序,甚至是悲慘而殘忍的,并且伴隨著社會性的動蕩不安,人們離開土地來到城市,成為無業游民與流浪者,而城市則缺乏基本的基礎設施。
歐洲花了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來改善城市居住環境,但是社會基礎設施提升發生在整個進程的晚期。
19世紀70年代左右,流浪者穩定下來,城市房屋質量提升,公路建設基本完成,問題來了,發展鄉村的進程怎么辦?
讓我印象深刻的事件發生在從農村遷徙到城市的最后一個階段——19世紀70年代左右。我們不希望這樣的進程自然發展,那樣太緩慢,我們在尋求好、有經濟利益的管理方式。我們有特殊的經濟安排,鼓勵舊農場的農民退休,離開農場,讓新的農民頂替。我們并不希望大片的農場與土地就此消失,相反我們希望留住年輕人在鄉村經營土地,讓他們擴大每個人擁有的農場范圍,更加商業化與資本化地經營土地,擁有受保護的專業化農業產業。這是城鎮化的另外一個重要側面。城鎮化是被收入差距刺激推動的經濟進程,如果提升鄉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則鄉村可以留住人口。
《21世紀》:中國政府今年3月發布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你讀過沒有?對這一規劃有何評價?
GrahamMeadows:我知道這一規劃,我認為中國政府十分智慧,他們知道城市化進程無約束是不健康的。中國政府很了解學校、醫院、社會法則的重要性,也希望中國的城鎮化伴隨著有效的社會服務提升,例如醫療、學校等基礎設施的全面建設等。如此一來,城市居民可以有好的生活質量
。
中國政府有這個能力來把歐洲城鎮化的幾個進程放在一個階段完成,有能力使得人們重新安置并定居。我相信中國政府也有能力讓鄉村地區的人口受益。這需要保證在鄉村地區也有同樣質量的食物供應,我很佩服中國政府。
中歐合作主要在低碳技術的共享
《21世紀》:你認為中國城鎮化的主要挑戰有哪些?
GrahamMeadows:歐洲的城鎮化的發生不那么世界矚目,世界上有很多雙眼睛在盯著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這無疑增加了難度。
和歐洲把老城變成低碳城的目標相比,中國的新任務是把新城市建設得低碳環保。由于中國現在有50%左右的人口在城市,但是中國的目標到2050年是增加到70%,意味著有20%左右的人將加入到城市人口,那是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口。但是歐盟國家不存在這樣大的人口遷徙。歐洲小、人口密度高、河流眾多,導致老城區分散,歐洲城鎮化更多地在考慮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以此來更新老城區。而中國將擴大城市范圍,把鄉村變為城市來容納人口。因此,中國面臨大規模征地來新城建設的問題。
當人們搬到了城市,如何保證他們的生活質量是最困難的事情。城市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是否完整,這需要一定時間完成。城鎮化真正完成,指的是遷徙進城市的人以及跟隨他們的后代能過上滿意的生活。城鎮化如何更好地為人服務,這是最大的挑戰。
《21世紀》:在去年的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論壇上,中歐雙方簽訂了《中歐城鎮化合作城市項目意向書》。您認為中歐之間可以就城鎮化開展哪些合作?
GrahamMeadows:去年常州、深圳等12個城市分別與歐盟有關城市、機構簽署了《中歐城鎮化城市合作項目意向書》。以中國的常州和德國的埃森市合作為例。德國有8000萬人口,埃森有57萬人口(記者注:2012年數據)。埃森是德國魯爾區的工業化進程的一部分,是曾經嚴重污染的重工業區。去年簽署合作意向書時我在場,埃森與常州的合作意愿很強,很活躍。我相信這是一個雙方互惠的合作、互相學習的過程。他們在做一些研究來分享一些城鎮化發展的經驗。
由于埃森從重污染城市到經過治理,其中積累了很多的組織與制度改進的教訓,有很多實際操作的經驗,可以教常州的就是一些曾經犯過的錯誤,避免重蹈覆轍。我們把工人居住的房屋和工廠建得很近,發現行不通了,就把房屋搬得遠離工廠,這時交通就成了問題。用地再利用也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有了用地規劃的經驗傳統。哪一塊地只能拿來做工業用地、種植地、建筑用地、商業用地,哪些地可以再利用,以及如何避免將重污染土地再利用做建筑用地所造成的清潔土地巨額成本。有時候一些污染會很難凈化,或者凈化成本高:凈化土壤需要先挖一個大洞,放入一個封閉的箱子,往這個箱子里裝入受到污染的土壤,在外層敷上混凝土,等待化學物質緩慢被消解。埃森的諸如此類的經驗或許會對常州的建設有所幫助。
以深圳為例,我認為,歐洲可以向深圳學到的思想:如何把一個想法付諸行動,推動事情的發展。當你有一個想法的時候,什么樣的制度可以使得這個想法付諸實踐。在過去的34年發展歷史里,深圳經過了其他城市需要一個世紀才能達到的經濟發展水平,發展了有創新性的經濟。而歐洲的城市大多是從制造業開始發展,但是遇到困難后很難改進自身。深圳卻十分擅長修正自己的道路,改變后發展。
中國政府的努力以及深圳當地人的努力成就了這樣的結果,但是他們是怎樣做到的?這就是需要學習的地方。而這些經驗卻是在書本中找不到的,需要親自到深圳看才能了解。
我認為,中歐城鎮化之間的合作主要在于低碳技術的共享,這會吸引更多的城市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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