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提出的產業轉移項目以及相關專家的討論中，似乎有一種傾向，把這一戰略看成是京津冀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機遇。若果真如此定位，那么再高的經濟增長也未必是百姓之福。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重點應放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綠色轉型。

    誠然，經濟增長是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戰略中應有之意。發揮京津大都市對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更是這一戰略的重要內容。然而，把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戰略的目標定位于經濟增長則是一種狹隘的認識，它影響發揮這一戰略機遇的潛力，更難以實現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為優化開發區域發展提供示范和樣板”的目標。

    根據習近平的講話，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戰略的方向應是優化開發區域發展、探索生態文明建設有效路徑、促進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這一戰略的關鍵在于能否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而成功轉型標志是大幅提高資源生產率，特別是水資源和能源生產率，大幅降低經濟活動的環境影響。

    京津冀是我國經濟發展中具有先進性和代表性的地區。改革開放以來，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迅速，短短幾十年間，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區域城市化迅速推進，農業生產發生了深刻變化。1980年以來，全地區生產總值(GDP)增長近30倍，提前數十年實現小平同志關于中國現代化“三步走”的戰略目標。雖然，這一地區仍有數以百萬計的貧困人口，但總體而言，解決溫飽和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不再是本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主要難題。

    新的難題是經濟高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近年來，嚴重的霧霾天氣在全國各地迅速蔓延，對人民生活和身體健康帶來極大危害。京津冀首當其沖，成為全國乃至全球霧霾重災區。在全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僅河北一省就占到7個。今年4月全國霧霾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京津冀更占9席。北京的大氣污染已成為投資決策和人才市場中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

    京津冀地區水資源短缺、水污染嚴重，對區域生產和人民生活構成緊約束。地區人均可利用水資源量不足200立方米，不到全國人均的一半，國際水緊缺指標的四分之一。大量生產和生活用水要靠跨流域調水以及抽取難以再生的深層地下水予以補充。南水北調東線、中線工程完成后，計劃將有145億立方米水供應這一地區，接近目前區域用水總量的五分之三。長期超采使這一地區的地下水資源遭到嚴重破壞，地下水位持續下降，地面下沉。河北省內“地下漏斗”面積不斷擴大，嚴重地區地下水埋深超過百米。京津冀地區對外來水資源的依賴達到危險程度，嚴重危及區域經濟和生態安全。目前，除跨流域調水之外，高耗能、高成本的海水淡化也不得不成為支撐區域經濟和社會運行的必要選項。

    京津冀地區的能源短缺十分突出。2012年區域能源消費總量4.56億噸標準煤，超過德國全國能源消耗總量，更超過印度的一半。尤其是河北省，由于工業構成中大比例高耗能工業，能耗消耗竟是日本的一半，煤炭消耗相當于中東與非洲之總和。除了直接能源消費以外，來自其他區域生產材料和生活用品中的隱含能源消費量巨大。北京和天津市民生活消費隱含能源中的四分之三來自國內其他地區輸入的產品。全地區三分之二的直接能源消費需要區外供給。巨大的化石能源消耗是導致京津冀地區嚴重環境污染的根本原因。

    京津冀地區資源稀缺與資源生產率低下并存。盡管經濟發達，但全地區萬元GDP能耗僅略優于全國平均水平。河北省能源經濟效率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五分之四，是美國的22%，德國、日本的13%。如此低下的能源效率與其經濟產出水平和資源的稀缺狀況極不相稱。目前，區域三分之二的淡水資源用于經濟產值低的農業灌溉。河北省農業用水超過四分之三。受高能耗影響，京津冀地區碳足跡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北京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為全國平均的1.5倍，天津為1.8倍，河北為2.5倍。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人均碳排放已與歐盟大體相當，在全球氣候談判中，“人均”優勢不再。如此高碳排放、低下的碳生產率已成為國家氣候談判的拖累，使我們的氣候談判代表難以理直氣壯地爭取更多的排放空間。

    大量資源消耗和嚴重的環境污染導致了兩個極大的“不相稱”：一是經濟增長指標與人民生活質量不相稱；二是經濟發展水平與資源環境代價不相稱。京津冀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的典型代表。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約束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京津冀區域發展面臨的最為尖銳的矛盾。區域一體化協同發展的戰略目標就要破解這個矛盾。“探索生態文明建設有效路徑、促進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勢在必行。如果不考慮資源消耗和環境影響，簡單地增加或轉移產能就只會加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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